4月23日，当何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新闻此时，科学不谈“阅读危机”，阅读变了还能谈论什么？教育

2024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全国高校中首个以“全民阅读教育”为名的当何研究院，它将视线从阅读本身转向了与教育实践的新闻结合。基于由技术与媒介变革带来的科学阅读变革，作为首任院长，阅读变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郭英剑更希望谈论的教育是教育的迫切性。

进入人工智能（AI）与数字阅读时代，当何阅读教育应有哪些创新性思想与适应性策略；在被“AI总结”功能环绕的新闻环境中，阅读教育如何强调深度阅读与新兴阅读方式的科学价值，甚至在高校“文科倒闭潮”到来的背景下，阅读教育是否可以发挥“文科自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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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为何需要教育

《中国科学报》：每到世界读书日，关于阅读危机的讨论总是层出不穷，核心通常是快速消费的内容、即时的满足感对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如何认识阅读？是否需要重新界定阅读的边界？

郭英剑：这是一个深刻且具有时代感的问题。众所周知，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阅读”概念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多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义“阅读”的边界。

传统意义上，阅读是依靠严肃文本，对文字信息进行解码、理解和内化的认知行为，注重深度理解与分析，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但如今，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阅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信息获取变得快速、便捷，借助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平台，阅读已经从长时间集中式转为碎片化、即时反馈式；另一方面，阅读呈现跨媒介和影像化特征，视频、图像等融入阅读体验，内容呈现更视觉化、互动化，观众接受方式也随之改变。

面对这些变化，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严肃性与娱乐性。是否所有内容都应该被视为“阅读”？社交媒体上的快速浏览和娱乐性质的内容是否能与传统的严肃阅读相提并论？二是深度与广度。数字和互动阅读是否能提供深度理解的空间？阅读是应该保持对文本深度的关注，还是可以更多关注快速获取信息、互动性和娱乐性？三是跨媒介阅读。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包容性更强的阅读定义，能够容纳从传统纸质书籍到数字化、虚拟现实的跨媒介阅读形式？

我的看法是，在今天的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仅要关注传统的文字解读，也要涵盖图像化、影像化、交互性强的内容形式。“阅读”不再仅仅是对严肃文本的解码，还是一个多感官、多维度的认知和学习过程，其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参与、创作并适应快速变化的信息时代。

《中国科学报》：什么是阅读教育？如何通过阅读教育消除数字阅读时代产生的某些负面影响？

郭英剑：阅读教育可以说是各种知识汇集的通识性阅读，语文、历史、政治等课程就建立在阅读教育的基础上。阅读教育不仅要教会读者如何解码文字，更要教他们如何从文字中提取意义、发展思维、培养感知与判断力。

传统阅读教育重视的是文本理解、记忆和批判性分析，但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时代，学生尤其需要对信息来源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判断能力。信息素养已经成为阅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泛滥的背景下，如何筛选、评估和应用信息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能力。

过去我们会说一个人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他的信息来自个体阅读的经验，他的信息素养是通过自我反省得到的。今天，我们在阅读时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并获取各种信息，我们面对的信息不仅来自个人，更来自外界。这些信息有时对我们有启发，但也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并可能与我们原有的阅读体验、知识体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相冲突。这时，信息素养的培养就显得特别关键。

学校要培养学生辨别海量信息、印证不同信息来源真伪的能力。我们要学会判断信息是否准确、是否能体现阅读内容的精髓，能否成为学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一部分。从教育来说，信息素养的培养也是阅读教育的本质之一。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了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的密切联系，如何通过阅读教育培养批判性思维？

郭英剑：我们知道，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分析和质疑，通过对不同观点的阅读，学生学会评估、分析不同的信息，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会忽略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是阅读和观察。

批判性思维的养成首先需要大量阅读输入作为基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观察本身是让我们跳出书本，看到真实的世界，看到这个世界和书本之间的距离与关系。

要培养批判性阅读思维，阅读教育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和调整。一是鼓励问题导向的阅读。通过提问、辩论、跨文本对比，促使学生质疑作者的观点、假设和结论，同时能够意识到信息的多样性与主观性，培养学生识别和分析不同视角的能力。二是摆脱“信息过滤”的依赖。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源，鼓励学生阅读多种类型的材料，尤其是那些挑战现有信念或观点的内容。三是信息评估与真实性判断。

阅读教育能帮助“文科自救”吗

《中国科学报》：今年以来，高校“文科倒闭潮”备受关注，它的到来会对大学生阅读产生怎样的影响？

郭英剑：相比于“文科倒闭潮”这个词，我更认同“文科减负”的说法。这一现象是全球性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文科专业面临“关停并转”的压力，这一趋势对学生阅读影响深远。

文科教育缩减首先导致阅读时间压缩。技术主导学科课程紧凑，学生无暇阅读经典文本与学术论文，阅读深度和广度受限，进而削弱批判性、创造性思维与文化素养的培养。阅读内容也随之改变，学生更多接触专业技能材料，阅读趋于碎片化、功能化，缺乏对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情感体验。

知识体系结构性缺失同样显著。文科注重跨学科知识构建，课程减少使学生知识结构单一，难以多角度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影响批判性思维与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面对复杂问题时缺乏创新解决方案。同时，学生阅读习惯从“深阅读”转向“浅阅读”，依赖快速浏览，导致思维能力下降，理解趋于表面。

此外，文科课程所承担的情感教育和道德思考功能减弱，学生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意识受影响，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共情和反思能力不足。文科教育还关乎文化传承，课程减少会导致文化传承断裂，降低学生文化认同感与责任感，削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

文科教育“减负”不容忽视。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审视和重视阅读教育，让学生在信息社会中保持深度思考、批判性分析与社会责任感。

《中国科学报》：阅读教育是否可以发挥“文科自救”的功能？当实用主义挤压人文教育空间时，如何通过阅读教育重建人文素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连接？

郭英剑：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但很难回答。

在现代社会，教育往往更加注重“实用性”——即教授能迅速投入工作的技能和知识，它看重的是短期效益。而人文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力、情感共鸣和道德责任感，这些素质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社会参与乃至个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尽管这些素质的培养不像技术和技能那样能立即产生其经济效益，但它们对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阅读中人，我不敢自诩阅读教育可以发挥“文科自救”的功能，但作为文科学者，我还是希望阅读教育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某些战略性的转变，在人文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既可以提升学生的实际能力，又能保持人文教育的核心价值。

为此，我们需要做的是：第一，推动“跨界阅读”。阅读不应仅限于传统的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经典作品，而应涵盖跨学科的内容，尤其是当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和行业发展的关键话题。第二，增加“实践性阅读”任务。引导学生分析作品中的社会问题，进而形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提升其理解社会问题、解决现实挑战的能力。第三，注重“批判性阅读”和“创造性思维”。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能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这种能力在任何职业领域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社会中。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们要向读者，特别是学生读者说明——他们需要通过阅读教育，提升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尤其是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历史故事、哲学来思考，学生要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从而具备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提到了“实践性阅读”的概念，能否展开说说？

郭英剑：在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我们有一句口号“阅读中国，博览世界”。过去，大家普遍觉得传统的阅读对现实没有用，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我们不能把阅读与现实分割开。哪本书写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故事？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在文学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社会冲突、文化冲突、道德抉择……

随着阅读的媒介发生变化，阅读与现实也有了更多连接，我们不再抬头看世界，而是低头看世界，我们通过看电脑、手机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世界产生很多联系。实践性阅读就是在理论性阅读的基础上提出的，更强调社会性及与社会的连接性、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

阅读教育研究该关注什么

《中国科学报》：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与过去其他阅读研究机构有何不同？

郭英剑：最初成立时，我们也打算叫“阅读研究院”，“阅读教育”是最后提出的，因为我觉得阅读和教育实践是紧密相关的，今天的全民阅读是需要教育的。过去的阅读研究中心或重视理论研究，或重视实践活动，都是聚焦阅读本身，包括阅读行为、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等。但没有教育就很难把阅读研究做得更系统、更完善、更有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

因此，我们具体规划了一些研究方向，包括阅读教育理论的创新，不同教育阶段有效的阅读教学模式和策略，阅读教育中的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探索，阅读能力评估与测量方法的研究，阅读教育中的差异性研究，阅读素养的培养，阅读推广策略，新技术在阅读教育中的应用等。

尽管这些领域的研究在过去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问题依然有深入探讨的空间。研究院提出这些研究方向正是回应了现实问题，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阅读教育人才和阅读推广人。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研究院要培养阅读教育人才，那么过去高校在阅读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如何？技术与媒介变革，是否也给当下的阅读教育者带来了挑战？

郭英剑：过去，尤其是在传统的高校教育体系中，阅读教育人才的培养更多集中于语文、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应该说，传统的阅读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具备深入分析、批判性思维的文学研究者、教师和文化工作者。许多大学的中文和教育专业依旧保持着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度研究与教学，学生不仅能够理解文本的内容，还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进行理论化分析。

近年来，许多高校开始意识到信息素养在现代阅读教育中的重要性。一些学校开始将信息检索、信息评估和数字化阅读的能力作为阅读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逐步培养学生在数字环境下的阅读能力。一些高校通过开设“信息素养”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有效的信息筛选、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方面使得学生具备了适应数字时代的阅读能力，另一方面也为阅读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方向。

在我看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化阅读环境的不断发展，未来的阅读教育人才和阅读推广人将承担起更加多元、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包括传统的“阅读教学”，还涵盖了信息素养、跨媒介内容管理、数字化教育设计等多个方面。

也许有人担忧，“非数字一代”能否跟上“数字原住民”的新阅读方式和需求，这时就要强调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如今，只要不是出生在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人，都要进行自我教育。我们既不要过分夸大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也不要小看今天新技术对我们的渗透性影响。现在的新技术更人性化，让我们一学就会。因此，我以为，不必担心我们与下一代人有距离，只要愿意学习，就不存在所谓“代沟”，上一代人可以教育好下一代人，因为教育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